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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迹遒利 凤跱龙拏
  • 来源:中国艺术报
  • 时间:2018-06-12

李白的书名为诗名所掩。孟棨《本事诗》载:“ (玄宗)遣二内臣掖扶之,命研墨濡笔以授之。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。白取笔抒思,略不停缀,十篇立就,更无加点。笔迹遒利,凤跱龙拏” 。“笔迹遒利,凤跱龙拏”八个字描述了李白书法的风格和体势。

目前所见,对李白书法评论较多的当数黄庭坚,他在《题李白诗草后》中说“余评李白诗,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,无首无尾,不主故常,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。吾友黄介读《李杜优劣论》 ,曰‘论文政不当如此。 ’余以为知言,及观其稿书,大类其诗,弥使人远想慨然。白在开元、至德间,不以能书传,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,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! ”这则材料中,黄庭坚将李白的诗和书并论,说李白的诗“无首无尾,不主故常” ,这八个字也可以用来概括李白的书法。黄庭坚另一则涉及李白书法的材料是《跋翟公巽所藏石刻·一八》 ,其中说到“李翰林醉墨,是葛公叔忱赝作,以尝其妇翁,诸苏果不能别。盖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诸贤,可宝藏也。 ”这则材料指出李白醉墨是葛叔忱伪造。两则材料并观,可以推知,黄庭坚对所见李白“稿书”和“醉墨”做出了真伪的判别,他认定“稿书”为真迹。以黄庭坚的书法造诣来说,我们有理由相信,李白的行草书足可以跻身古之善书者的行列。经过唐太宗朝的经典化和宋太宗朝所刻淳化阁帖的强化,“二王”一系的行草成为书法至高无上的经典,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,黄庭坚所说的“不减古人”其实就是可以比肩“二王” ,至少是“二王”一系的书家。

从这种思路拓展开来,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在古代,书法跟其他技艺一样,传承有序,解缙在《春雨杂述·书学传授》中总结出唐前笔法的授受图谱,蔡邕传蔡文姬、韦诞、崔瑗,蔡文姬传魏相国、钟繇,钟繇传钟会、卫夫人、庾翼,卫夫人传王羲之,王羲之传谢朏、郗超、王献之,王献之传羊欣,羊欣传王僧虔,王僧虔传孔琳之、阮研、萧子云,萧子云传智永,智永传虞世南,虞世南传褚遂良、欧阳询,褚遂良一支传薛稷,再传李北海,欧阳询一支传陆柬之,再传陆彦远,陆彦远传张旭,“旭传颜平原真卿、李翰林白、徐会稽浩” ……在这个谱系中,可以得知李白得了草圣张旭的真传,确实同出“二王”一系,黄庭坚将李白的行草书与“古人”相比,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

笔法传承的谱系里李白是“二王”一脉的,他也曾写过“右军本清真,潇洒出风尘”“扫素写道经,笔精妙入神” ( 《王右军》 )的诗句来赞颂王羲之的书法。但天纵的才华和文人的性情注定李白不可能总是抱定一种观点,他又在《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》中写道“兰亭雄笔安足夸” ,在《草书歌行》里发出“王逸少,张伯英,古来几许浪得名。张颠老死不足数,我师此义不师古。古来万事贵天生,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”的呼喊,似乎要打倒唐初形成的“二王”一统天下的局面,主张书法要“贵天生” ,表现自由的个性气质。这是太白的气象,我们因此也更容易理解黄庭坚对李白诗作和书法的比较了。李白的这种书法主张,还表现在其他的诗中:“落笔洒篆文,崩云使人惊” ( 《献从叔当涂宰阳冰》 ) ,“君草陈琳檄,我书鲁连箭” ( 《江夏寄汉阳辅录事》 ) , “挥翰凌云烟” ( 《留别广陵诸公》 ) ,这是他对于行草书以及挥洒气势的激赏。

李白的书迹据《宣和书谱》载,宋廷内府藏有行书《太华峰》 《乘兴帖》二种,草书《岁时文》 《咏酒诗》 《醉中帖》三种,其他还有《访贺监不遇帖》和《天门山铭》等碑帖,可惜这些今天都见不到了。启功先生在《李白〈上阳台帖〉墨迹》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流传各本,此不赘述。今天能见到的李白书迹只有《上阳台帖》 ,此帖不见于《宣和书谱》 ,但其前有宋徽宗“唐李太白上阳台”七字题签,后有宋徽宗题跋,因此推测它可能在宋宣和末年进入内府。从题跋和鉴藏印章来看,宋代有赵孟坚、贾似道,元代有张晏、杜本、欧阳玄等人鉴藏,明代藏于项元汴天籁阁,清代先为安岐所得,再入内府,清亡后又散落,民国时为张伯驹所得。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其赠给毛泽东,后毛泽东又将其转赠故宫博物院珍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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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此帖在北宋末至今可谓流传有绪。在北宋前则不可考。因此,近人对于其真伪有两派观点,一派以徐邦达为代表,认为此帖笔致粗率,笔画肥厚,用笔疑似宋代散卓笔后风气,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,为伪作。一派以启功先生为代表,他认为,“从笔迹的时代风格上看,这帖和张旭的《肚痛帖》 、颜真卿的《刘中使帖》都极相近。当然每一家还有自己的个人风格,但是同一段时间的风格,常有其共同之点,可以互相印证” ,他还说到此帖有宋徽宗题签、题跋,有李白题款,且不是钩摹,为真迹。这两种观点一是从用笔上看,一是从题款、题跋和风格上看,似乎后者的各种因素更有说服力。

持其为真迹的观点从宋徽宗开始,之后有元人张晏,他在跋中说“谪仙书,传世绝少,尝云欧、虞、褚、陆,真书奴耳。自以流出于胸中,非若他人积习可到。 ”他以为此帖直出胸臆,是他人不能模仿的。乾隆皇帝的跋也是不能忽略的:“太白此帖语,文集所不载,宋徽宗跋‘乘兴踏月’云云别是一帖,见于《宣和书谱》 ,盖泛论白书,非专指是帖也。观其笔气豪逸,非他人所能赝托,张晏以下诸跋亦皆可据,其为青莲遗墨不妄耳。 ”这则跋中提出了两个观点,都是值得注意的,一是宋徽宗跋中所说“字画飘逸,豪气雄健”八个字是对李白整体书法风格的评述,二是《上阳台帖》 “笔气豪逸”别人不能模仿,因此是真迹。张伯驹在《丛碧书画录》中也说道“太白墨迹世所罕见。 《宣和书谱》载有《乘兴踏月》一帖。此卷后有瘦金书,未必为徽宗书。余曾见太白摩崖字,与是帖笔势同。以时代论,墨色笔法非宋人所能拟。 《墨缘汇观》断为真迹,或亦有据。按《绛帖》有太白书,一望而知为伪迹,不如是卷之笔意高古。另宋缂丝兰花包首亦极精美。 ”这则材料提供的信息更为丰富,对帖后的宋徽宗跋提出质疑,又从笔势上将此帖与李白的摩崖字对比,最重要的是从墨色上否定了宋人伪作的说法,顺带还提到宋代精美的包首,说明现存此帖在宋代重装。

综合来看,否定者是从笔画入手,引出对书写工具的质疑,这其中要建立必然的联系似有困难。赞成者首先是从风格、气势入手,认为李白书迹非一般人能模仿,摩崖字和此帖的笔势相类,这两条合观,就变得有说服力了。宋徽宗的题签和跋,难于否定,也是有力的证据。长期收藏此帖的张伯驹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一条线索,那就是墨色,李白生活的时代距宋葛蕴(葛叔忱)三百年左右,墨色相差三百年,在过眼万千的行家眼里应该是不难辨别的,故此帖为太白真迹可以说疑问不大。如果今天将墨色进行科学鉴定,大概能有更让人信服的结论。

我们具体来看这个帖子:纸本,纵28 . 5 cm,横38 . 1 cm, 5行,共25字。字在2 cm到7 . 5 cm之间。最大行距5 . 3 cm,最小行距0 . 7 cm。第一、三行有大片水渍洇迹。行草书写四言体诗及落款:山高水长,物象千万,非有老笔,清壮何穷。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。

远看此帖,很容易觉察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间明显收紧,与其它三个舒朗的行间形成对比,一下子把视线引入帖子的中心位置。视线由中心发散开来,可以发现字廓大小错落,笔画开合纵逸,随之形成的单个行间内上下疏密参差,这种行间的疏密在“长物”与“老” 、“上阳”与“清”之间形成两个高潮。“老”“清”“台”三个粗笔大字又构成一个审美的三角,分布于全贴的中间位置,将二三四行有机地联系起来,“壮何穷”三字一贯,笔画筋爽,线条流美,夹藏于三个大字之间,提老携幼、风乎舞雩,妙不可言。各行字内中线上下贯通,行气周流,这一个收紧、两个高潮和一个三角恰好破解有可能平庸的布局,破而不破,无心天成。

近观此帖,字字草法精熟、笔画浑厚、方圆结合、爽朗挺拔,侧锋起笔,中锋按压行笔,自然加速收笔出锋,点画形态、轻重提按全凭心意。如起手的“山”字,竖画以侧锋撇出,竖折及相连的短竖呈横的形态,笔画浓重简洁。转折处笔画多外拓,字内空间宽博,如“高”“万”“白”等字。虽然行草相间,但字字结体都趋平正,宽博与平正结合,一种豪迈的气象自然流溢纸间。确如启功先生所说,与张旭《肚痛帖》 、颜真卿《刘中使帖》风格极近。因此杜本在观后跋里说“太白之书何如长史然?豪雄浑壮,故不异也。 ”最后落款的“太白”二字,“太”下点与“白”上点并排斜下,“白”中两横化为两点并排斜上,与上两点呼应,也颇有谐趣。

此帖的词句内容,四言四句,简洁隽妙,气象阔大,读之可喜。落款中的“上阳台”有洛阳皇宫内苑之上阳宫和王屋山阳台观两说,都或可通,以后者为优。阳台观是唐朝著名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奉玄宗命所建。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里说“ (司马承祯)十五年至王屋山,敕造阳台观居之。尝画于屋壁,又工篆隶,词采众艺,皆类于隐居焉” 。李白于唐开元十二年(724年)出蜀游三峡,至江陵遇司马承祯,得其赞赏:“有仙风道骨,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 。天宝三年(744年)李白与杜甫等游王屋山阳台宫,此时司马承祯已经仙逝,李白睹画思人,因此写下了这样四句诗。前两句“山高水长,物象千万”是赞叹画中王屋山气象,后两句“非有老笔,清壮何穷”则是颂扬司马承祯老辣的画技。而落款的“十八日”恰是司马承祯的祭日。种种迹象表明王屋山的解释颇有合理之处,对于我们理解作为诗人、道教徒、书家的李白大有裨益。

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发现李白的书法始终与诗文联系在一起,如果要进一步理解其书风与人格,不妨在读完此帖之后,再顺着黄庭坚的思路将其书、诗合观。作为“诗仙”的李白有“大雅久不作。吾衰竟谁陈”“圣代复元古。垂衣贵清真”的大雅清真气象,也有“独立天地间,清风洒兰雪”的自由个性,所以他赞颂王羲之,又进而在“不师古”“贵天真”的追求中否定他。 《上阳台帖》中那种宽博平正的结体、雍容沉实的笔锋是他的继承,那种不计较笔法、点画,运笔由心的气势是他人格的呈现。他在继承与开拓中创造出一种属于盛唐的气象。这一点上如果跟杜甫相比,就更明显了。杜甫在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中写道“峄山之碑野火焚,枣木传刻肥失真。苦县光和尚骨立,书贵瘦硬方通神。 ”两位伟大的诗人,两种迥异的诗风,两种截然不同的书法追求。但不论是李白的潇洒宽博,还是杜甫的沉郁瘦硬,都是特立的,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,传之愈久,光芒愈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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